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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新闻
2001年9月，我在北大中文系上大四。有一天，食堂的電視機周圍站滿了人。忽然，有人吹了聲口哨，喊了句：「老美被人幹了！」底下噗嗤一片噴飯聲。 電視屏幕上，紐約世貿中心雙子塔煙塵滾滾，轟然坍塌。 BBS上熱鬧非凡。有人說這是對兩年前美國「誤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的「報應」。那一年北京高校學生組織了聲勢浩大的抗議遊行，示威人群用磚頭把美國大使館的玻璃砸得稀巴爛，外牆上滿是墨水瓶和顏料瓶空襲留下的爆裂塗鴉。 這一幕總是讓我想起泰戈爾的《吉檀迦利》——風暴在天空裡激蕩，船舶在水面上顛覆，死亡橫行，而孩子們在大千世界的海濱集會。他們歡呼、跳躍、嬉戲。 「愛國派對」結束後，大家又老老實實去啃磚頭一樣厚的GRE詞彙表，上新東方補習班，寄留學申請材料。 次年春夏，美國高校對華錄取率及獎學金大幅銳減，一度風傳簽證拒簽率達到99%。無論911究竟是我拿不到全獎offer的元兇，還是僅僅是一塊遮羞布，我二十一年來的人生規畫就此中斷。 在此之前，我的成長軌跡就是一場真人版的闖關遊戲，路線類似從敦化國中——北一女——台大。目力所及之處只有華山一條路，在通往朱門金榜的途中，白手翻紅刃，十步殺一人。 升入北大，遊戲進入為特殊玩家制定的Hardcore模式。這些人並非都是些「高分低能」的傢伙，但毫無疑問，他們當中絕大多數都是身經百戰、訓練有素的競技高手——除了京滬地區，一個專業在一個省數十萬考生中通常只招收二人。以我為例，我做過的模擬試卷、用過的參考書，後來賣了九十斤廢品。 剛入學那會兒我常常作一個噩夢：迎新會上，前後左右的人不約而同地轉過身來，對我說：你好，我是XX省的狀元、榜眼、探花，請問你是第幾名？ 在TOEFL滿分還是六百七十七分的年代，按照這所大學流行的標準，六百五十分以上才算及格。有的人通過發瘋、輕生、輟學等方式提前按下了ESC鍵，多半是因為一朝醒來，突然發現自己再也不能成為第一，甚至可能排名墊底。 我常聽見同一棟宿舍樓的一個女孩，在夜裡鬼哭狼號，咯吱怪笑。那聲音就像一個人的靈魂在唾棄自己笨重的肉身。 我深知，我未來的履歷將像當初的大學錄取通知書複印件一樣，被長輩們當成祭品在祖墳前火化。因此，我必須保證履歷上的每一項都漂亮到無可爭議，從社團活動、獎學金到文體競賽。 唯一的一個「汙點」，是我當時在和一個六、七門功課紅燈高掛的外校男生談戀愛。每次去他宿舍，看見七、八個男生一起抽菸、喝酒、打牌、聯機打網遊時，我便會生出一種彷彿乾隆微服私訪、考察民情的奇妙心境。那間宿舍有八張床鋪，最多的一晚有五個女生留宿。熄燈之後，上下鋪一起地動山搖，吱嘎亂晃，如疾風驟雨一般，暗喘聲此起彼落，真是難言的壯觀。 我常想：所謂青春，就是每個人的頭頂上都懸著一顆氣球，說不準什麼時候就會膨脹到爆炸。只不過別人的氣球裡裝的是荷爾蒙，而優等生的氣球裡卻灌滿了一種叫作「挫敗感」的劇毒氣體。 而在我的學校，環顧四周都是鑿壁借光的現代版本。大考前，宿舍廊道和廁所裡都是溫習苦讀的人。我的室友阿娟來自河南農村，她到北京的路費是全村人募集的，三個親戚合起來才湊了一百塊。夏天她只有兩件換洗襯衫，同時做兩份家教。她經常揣著饅頭鹹菜，在教室和圖書館泡上一整天。筆記本裡、書的扉頁還有糊牆的白紙上，密密麻麻地寫滿了「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之類的格言。 四年後，她被保送漢語專業的研究生。 不論怎麼說，中文系的日子還是要比外系好過得多。我的朋友Dora所在的國際金融專業是各省高考狀元的集中營。第一名各科平均成績與最後一名只差六分左右，中間排著四、五十號人。那個只消在臨考前一晚熬夜翻翻書就能拿第一的人，就是她。她是我們那年全國文科高考狀元，創下了一個空前絕後的高分紀錄。 但她毫不猶豫地拒絕了「高考狀元演講團」之類的活動邀約，儘管報酬相當誘人——一次一千元，等於每月大學生生活補助的二十倍。 有一次我同她談到，高考結束後，全班同學在教室裡集體撕書，將電風扇開到最大檔，把書本拋上去絞成漫天雪花。她呵呵笑著說：哦，原來你們也這麼幹呀？ 我們都來自普通市民家庭，也都很明白「一將功成萬骨枯」的道理。科舉制度是一項簡單粗暴、成本低廉的普惠性福利，以犧牲心智為代價，實現社會重新分層。作為既得利益者，最好保持沉默。 老實說，她的留學申請以失敗告終，給了我莫大的安慰。那段時間，我常和她窩在宿舍裡嘻嘻哈哈地看《蠟筆小新》，從傍晚看到凌晨。現在回想起來，腦海中浮現的，卻是兩個重傷的病號正抱著氧氣瓶大口呼吸。 因為申請留學我和Dora都放棄了保研，我去了廣州一家媒體，而她進入了北京一家著名的會計師事務所。一項新的評估指標擺在了我們面前。她的一位女同學拿到了一家外資銀行的offer，將被派至倫敦工作，年薪折算成人民幣高達三十多萬，轟動全校。 畢業前夕，我和同學們去什剎海划了一次夜船。大家在船上又是吟詩、又是唱歌的，瘋到大半夜才回去。那時，北京地鐵還只有一個圈和一根線，我們還不知道，待建的四五六環，將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分界線。 工作之後，Dora總是在加班，常常夜裡十點才能打車回家，周末也難得安寧。用她的話來說，她就是一個成天和財務報表打交道、私人空間被壓榨到所剩無幾的技術工人。與她的留學夢一同夭折的還有她的初戀。有一次，她在電話上和我談到那個遠在大洋彼岸的人，哭了一個小時。 我趁著出差的機會去看她。房間裡只開床頭的一盞小燈，她一臉倦容地躺在床上不停地回覆手機訊息，給客戶寫e-mail，要嘛掛在MSN上聊天，在網絡露水情緣中尋求慰藉。周末的午夜，我們關上燈，在一片漆黑之中，一人抱著一隻貓，看一部叫《Sex and Lucia》的藝術片。 屏幕上是地中海清澈、燦爛的海岸。片子裡說，海灘上有一個洞，掉下去的話，就能回到過去重新開始…… 我們置身於一片幽藍的反光中，久久不語，彷彿被一千個夜晚所包圍。她出神地望著前方，任由另一個世界的陽光在臉上躍動，眼裡空空蕩蕩。 三年後，她辭了職，遠赴北愛爾蘭攻讀教育學，隨後進入瑞士銀行工作。她說，她想知道，為什麼一個被教育體制證明是最優秀的人，卻喪失了選擇生活的能力和勇氣？ 同一年，阿娟實現了她自幼以來的心願，考上了北大的博士。同學會上，她還是老樣子，紮著一個馬尾，樸素得像個打工妹，害羞而沉默。和她說什麼都是嘿嘿地憨笑。 也是在這一年，傳統紙媒迎來最後的餘暉，陷入風雨飄搖的境地，業績大幅下滑，「報業寒冬論」塵囂日上。我很快發現，出入音樂廳和美術館、與權貴名流談笑風生、每年領回一摞獎狀那點虛無縹緲的優越感，在劇烈縮水的工資單面前，淪為一個自欺欺人的笑話。 往後幾年每況愈下，減薪、裁員、離職乃至於歇業潮蔓延全國報界。每隔幾年，就迸出來一個讓人心驚膽寒的新生事物，微博、微信、自媒體、App。在混沌的互聯網時代，許多東西都在開天闢地，取代學歷、戶籍、編制、職稱等等日趨過時的分類標籤。如今，一個剛出校門的畢業生可能起薪不如農民工，也可能通過開網店、辦自媒體，甚至網絡付費直播吃喝拉撒，輕鬆地秒殺一名中年企業高管的薪水。在這個「看臉」的時代，改變命運的頭號力量不再是知識、技術、經驗，甚至不是人脈，而是被網絡放大的「顏值」（容貌數值）。 在從業多年以後，我第一次遭遇失業的危險。曾經困擾父輩的那個詞「下崗」，現在有了一個更動聽的說法，叫「轉型創業」。然而，我依然不敢選擇辭職。我害怕一無所有，害怕從頭再來，哪怕我上的學校、入職的單位，都以「敢於卓越」著稱於世。「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我逐漸疏遠了昔日的交際圈，有四、五年時間通宵達旦地沉湎於網遊，停止了寫作。 （上）（寄自廣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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