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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末，我去歐洲出差，抽了一天時間去蘇黎世見Dora。她還是一個成天和財務報表打交道的人，但身上發生了某種顯著的變化：已婚、懷孕、吃素。更重要的是，她看著我的樣子，那種略略皺著眉笑的眼神，分明是一個清晰地看到生活方向的人所獨有的。 天氣晴朗，我們在舊城區的聖母教堂分別。她轉身輕輕地擁抱了我，拍了拍我的肩。她對我說，祝你成為一個unique的寫作者。她的滑雪服摩挲間發出像沙礫一樣細微而溫柔的脆響。 從蘇黎世返回盧塞恩的大巴上，我坐在最後一排，一直埋頭無聲地痛哭。我似乎又聽到了大學時代那個女生半夜發出的哀號。 我戒掉了網癮，重新嘗試寫作。生活依然沒有什麼起色。身為一個「優等生癌」晚期患者，我開始思考一個聽上去很可笑的問題：假如餘生我都只能做一個在路邊鼓掌的觀眾，而不是賽道上享受掌聲的英雄，我該怎麼辦？ 去年八月，我生平第一次上了手術台。出院之後，每當聽說有同齡人因為癌症、抑鬱、過勞猝死等原因離開人世時，我的心情都有如張愛玲小說中描寫的情形：女主角聽見甘迺迪總統遇刺消息的那天，正在水槽上洗盤碗，腦子裡聽見自己的聲音在說：「甘迺迪死了。我還活著，即使不過在洗碗。」 我開始去幹一些按照我以往的思維模式和價值評判體系會被界定為「無用」的事，例如練習長跑，參加公益活動，還有花更多時間與家人和朋友相處。我懷疑，我此前三十多年的時間一直追尋的，不過是一種平等的錯覺，而我卻對那些生而為人真正平等的事物視而不見。 一份2009年出爐的調查報告稱，大部分高考狀元職業發展的實際情況與社會期望相差甚遠，他們當中大多數沒能成為各行業的頂尖人才。 我們為什麼必須要成功？拿什麼去衡量一個人的傑出？所謂「成功」是不是就像王朔說的，不就掙點錢，被傻X們知道嗎？還是像Dora所說的，是改變一個社會的文化、生活方式和價值觀？ 摸著良心說，我還沒有藐視財富的底氣。我其實很想發財，想得要命。 寫到這裡，我忽然發現，我的朋友們令我深深懷念的，其實與她們的「優秀」無關。有一年冬天，阿娟頂著寒風走了十幾里山路去鎮上賣玉米。然後在長途電話亭前排了二個鐘頭的隊，給我們幾個室友挨個打電話拜年。 還有若干年前，Dora曾誠摯而鄭重地向我推薦曼昆的《經濟學原理》：讀完這本書，你看待世界的方式將會有所不同。 這些經歷，在今時今日從「點頭之交」沒落退化為「點讚之交」的人際關係網絡中，顯得如此罕有，無論是臉書還是微信朋友圈。 記得分別那天，Dora曾指引我，沿著利馬特河的河渠一直走，走到盡頭，就會看到蘇黎世湖。 那一天，利馬特河泛著金波，從密密麻麻的建築、站台、廣場中穿過，像撥開兩旁垂掛的厚絨幕布一樣，露出遠處那一線彷彿是靜止的煙藍色。 我還沒有看到那片屬於我的蘇黎世湖。我仍在路上。唯一確信的是，我可不要英年早逝。 （下）（寄自廣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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