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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金庸前輩的認識最初不是武俠，而是《明報月刊》。 93年剛出國那會，外面世界一切新奇。一天看到同儕手邊有份從香港郵遞來的《明報月刊》，於是藉閱了幾冊，讀後耳目一新！再後透過文字媒介的進一步了解，始知《明報月刊》同屬香港《明報》系列，與武俠先生金庸有關。儘管因地域關係無緣閱讀《明報》，然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來說：兩岸四地，《明報月刊》擎文化大旗，把民族命脈。幾十年如一日，不由得不讓人肅然起敬。 99年世紀交替之際，電視劇《天龍八部》在內陸熱播，素有文化「痞子」之稱的大陸知名作家王朔可說也是經不住＂誘惑＂。一番啃嚙之後，自述了首讀金庸的感覺。不知是文人相輕還是氣味不投，總之原話好像是：很糟糕！ 而後隨著《天龍八部》劇情的延伸，在朋友的攛掇下，王朔竟然買了套小說全版。按王朔的原話是：本打算再次讀讀，沒成想回家一啃，還是難受。於是一冊讀罷，就火燎似的寫了篇《我看金庸》的文章發表在《中國青年報》上。 不知道是不是盛名之故，王朔之文經各大網站轉載，再加上好事者的跟拍與放大。一場世紀末文壇公案竟然就此拉開！儘管這段公案最後以「幫閒者如打雞血，翹首者企痠了脖子，當事者卻雲淡風輕」的結果收場。但不得不承認的是：確實算得上自改革開放以來，華人文壇的大事！ 說句實話，金庸武俠進入我的生活還真要拜王朔之賜。從讀書到工作，個人對武俠神怪之類的書籍一直保持著相當的距離。 「痞子」王朔才華橫溢，經他這麼大嘴巴叭叭之後，好奇之心也油然頓生。於是全冊的《神鵰俠侶》（現在想來當年所買的應是盜版書籍）便擺在了桌前。 語言通白，故事因人物命運在大歷史環境下離奇延展著。就感受來說，倒也並無王朔所誇張的那般艱澀，相反倒逆轉了自我長期以來對傳統神俠怪誌虎皴手法的抗拒。而後隨著《鹿鼎記》﹑《碧血劍》﹑《天龍八部》等多部武俠的一再神馳，終於讓我找到了廢寢忘食的理由。宋元﹑明清皇朝更迭時期，三流九教人物的如何自處，成了吸引個人眼球的主因。 或許有人會笑：真有你的，武俠小說當正史，這不是荒唐嗎？ 但我不這麼看！因為文學理論說教在耳：文本的實質內容還是來源於生活！ 竊以為金庸先生之所以將武俠人物安排在板蕩的朝代更迭時期，這應該與他個人的生活經歷不無關係。 時代背景如此。那麼同理，故事中的地理，人物，情節在作者的個人生活閱歷中也應是有跡可遁的。 於是讀故事只是開始，為讀懂故事，文本之外迫著自己去讀金庸這個作者似乎也成了必須。 就著閱讀餘韻，結合文本以及所能查到的金庸資料，斗膽且冒昧地摸索著向先生靠近！ 可不是件容易事啊！問題迎面而來。首先什麼是俠？ 遍覽所能找到的文本及評論資料，關於＂俠＂的統一﹑穩定的含義是不存在的。 傳統所說的俠，常常與匪盜，官府甚至魔道相對應。 而就文本印象和書評概念來說：俠者，個性與能力的代名詞也！個性來自天生的好動﹑出頭和超乎常人的慧根；能力則是後天的好學﹑修養（孔武）和辨識（智慧）。俠客的行為往往不徘徊於斗室，不計較於毫釐，不目測於眉鼻；置個人得失於不顧，匡正義善良於將泯，更有甚者還能挽民族﹑國家危亡於即倒！ 照此定義結合資料，忽然發現似乎少年時代的金庸就已經俠性在身了！ 1939年讀初三，金庸就和同學合著出版了升學參考書《給投考初中者》，這本書開了國內關於升學之類書籍出版的先河。 一一這裡我們可以看出金庸聰慧而敏達； 1941年，尚在讀高中的金庸因看不慣投降主義而作《阿麗絲漫遊記》一文，諷刺了當時其在讀學校的訓導主任，結果被開除。後經校長說情才改成退學轉校； 一一這裡則是敢為而識大體； 1944年考入重慶中央政治大學外交系，又因對校內學生黨員行為不滿而向校方投訴，被退學。 一一這裡則成認准就勇往直前，不記得失； 肝腸寸斷，生離死別，午夜夢迴。俠性絕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得經過一個漫長的生成和培養過程。 關此，值得指出是金庸俠性成長的幾個節點： 1941年，金庸因諷刺訓導主任而被開除，可說是其人生的第一個坎。事件當下是否倍感失落或恐懼，我們現在雖無從考證。但幾可肯定的是：這第一坎絕對出自性靈，即正直加勇氣的結果。 在能找到的介紹金庸的文字記載中：後經校長關愛而改退學轉校。 資料寥寥幾字！可說輕描淡寫，甚至是無關痛癢。但這種淡寫和痛癢真要落實到血肉人生，又豈止三言兩語所能道盡。 儘管被開除的挫折篤定將影響和改變生命軌跡，甚至生活的歷程。但這種行為上的頓挫，由於本就在未知和不曾預測的前提下發生；因此後悔的成分不大。相反，校長的關愛就不同了，那可能是一輩子的記憶和銘刻！ 1944年，金庸在中央政治大學向校方投訴校內學生黨員行為，結果又被退學，這是第二坎。 但這次與上次就不同了，為什麼？顯然在經歷了第一次頓挫洗滌之後，金庸的人格個性已基本初露無疑。 砥礪，淬煉。好漢天磨！ 資料上的記錄是：離校後金庸在中央圖書館掛職，閱讀了大量書籍。 於是，第二坎我們看到的是行為的決絕，無所謂婆婆媽媽式拖泥帶水。 這是俠性中的灑脫，大俠儼然即將出關！ 文學來源於生活。那麼有了俠性是否就一定會創作出武俠小說來呢？ 關此，就理論方面開論，汗牛充棟的分析和書評已經不容我這後來者多舌了。相反，就人生事件及社會契機關聯上金庸的創作關係，有些事還真就不得不提！ 1953年，太極拳掌門吳公儀與白鶴拳大師陳克夫在澳門比武，香港數万人過海觀戰。各報竟相報導，風行一時。 《新晚報》由此獲得啟發，便試闢專欄連載，金庸，梁羽生等大師就這樣相繼登台。 這的確是個契機！這個契機的重要性在於讓金庸確定了創作形式。 就著人生資料，我們再向前摸索： 1950年曾赴北京到中共外交部求職，後重入《大公報》。這裡是求職不成還是另有原因？為何又重入《大公報》？ 常理來說求職困頓可能引發自我才乾及社會關係的重新定位，但資料給人的印象顯然不是這麼回事。說真的若非事後諸葛，誰又能吃準「求職」事件竟然是一箴神諭呢？ ！ 1951年4月26日，遠在寧波老家的土改鎮反隊認定金庸父親為鎮反對象，被執行了槍決。 這可是當頭棒喝！求職受挫的心氣不平，竟然還澶變成父親被處決的大禍。儘管資料無考於兩者間的內在聯繫，但時代的今天，無需猜測大家似乎也心知肚明了(階級鬥爭)！ 後來在小說《月雲》的補記中金庸曾這樣追述：得知父冤，三日三夜悲慟不已！這是無力，也是無奈！ 橫蠻如洪荒的現實碰撞，任你豪情俠性，靈魂也終將震顫！ 人格﹑理想﹑價值，在排之而來的夾縫中是否還能同命運交集？抑或該重新排序？ 1951年到1953年，成了金庸人生無可辯駁的低谷。這正是創作所必須的沉澱！當塵埃落定，有話要說的內心沸騰，一如火山爆發前地底熔岩的奔突。澳門擂台比武，金庸的苦悶終於等到了噴射的出口！ 家國天下，愛恨情仇，民族氣節，人情冷暖；一股腦從金庸筆下向人物渲涉。 揭諸前文，大變蕩的時代背景，是否也存在金庸的創作用心呢？答案是肯定的！ 1924年3月10日生；名門望族，小學學業平靜；初中開始，求學歷程隨國運跌宕，四處遷徙；37年日軍入侵，因戰事而隨學校輾轉餘杭、臨安、麗水等地；1938年於浙江省立聯合高中初中部就讀； 從江南水鄉，到漠北戈壁；從西南邊陲，到東南沿海。 金庸將偌大一幅神州地理圖卷濃縮到筆下，任俠客們騰挪﹑馳騁。這與他少年時代的輾轉求學，不無關係。 皇朝更迭，漢家蒙塵。在中國傳統文化那裡，亡國亦如失根。這與當年日本入侵又有何二致？ 兩次退學，怨懟及愛憎，誰敢保證不融入故事，不轉換成人情冷暖或恩怨是非？ 張無忌，郭靖，張三豐，楊過，令狐衝……人物個性不同，命運﹑境遇﹑結局也各異。但不可否認的是：故事情節及字裡行間無不力透作者對「抱朴見素」的人格喜好。故幾可確定：在主要人物的塑造上，金庸先生絕對頑固地堅持了一種自我認定的人格美學特質。 「痞子」王朔所不耐煩的「小胡同趕豬」式刻板感受，不正由此發軔？ 「正的，邪的最後一齊皈依佛門」，王朔的「痞疑」至此似乎達到極致。然而在我看來，這正是武俠金庸給讀者演繹，推導出的藝術性圓融！ 不是嗎？ 皇朝興滅，從鬧哄到紛擾，從熙攘到沉靜。千年輪迴最後定睛細看，捧在掌心的還必須但請剔除專用於疑問的「恐怕」二字，而是鐵嘴鋼牙般可以肯定：「更多的百姓還是百姓，他們需要生息，才會繁衍」！ 沒錯！對芸芸叢生來說，生存仍是主題！ 「哀民生之多艱」，江湖待續又能如何？要知道：族群傾軋，最終將「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在金庸的江湖里，正的﹑邪的﹑不死的總會皈依。試問：拜倒在作品裡的皈依，難道就真的只是故事人物的在探求信仰嗎？那種黑暗中的摸索，作為讀者你就真的忍心只有金庸或他們？而沒有你們？也沒有我們？ 讀金庸武俠之前，個人先讀了《明報月刊》。而讀完武俠之後，再讀金庸，這過程不是刻意也未曾預期。但結果卻情不自禁地想起一個人：誰？ 魯迅！ 沒錯！如果說魯迅尖刻﹑辛辣的諸多寫作旨在解剖自己（個人），那麼金庸的武俠在飄逸騰挪﹑任意東西﹑殺伐忘我﹑繾倦情深的背後，就絕不只是表像地戲說江湖而已。 「世人說我狂，我笑世人癲」。金庸武俠的愛恨情仇﹑癲狂痴傻﹑嬉笑怒罵，更多的應旨在解剖族群世事，解剖家國人間！ 我與金庸前輩素不相識，不恭則宥。文字所媒介出來的神交，其堪追比者稚望星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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