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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中國海歸人數正在逐年增加。圖為中國國際教育展(取材自中國青年報／視覺中國圖)。 ■錢江晚報／詹麗華報導 杭州正成為新的造夢之城，去年人才淨流入高達8.9%，排名中國第一。去年底全球最大的職場社交平台領英曾發布報告，近5年來中國海外留學人員回國就業的人數正在逐年增加。其中，杭州是近5年來對海歸吸引力上升最快的城市之一，無論是從絕對人數和增長速度上，均在非一線城市裡排名第一。 進步提供夢想+麵包+無限可能 「2012年我回國面試時，這股風潮還沒那麼明顯，完全憑感覺。」盛子夏在給中國留美學生做內部分享的時候講起他第一次見到當時阿里巴巴面試官胡曉明（現任阿里雲總裁）時的情景，臉上橫七豎八地貼著五塊創可貼，說都是玩滑板摔的，接著跟打了雞血似地開始跟他聊夢想、金融、數據、信用、未來、世界……。 從2000年復旦畢業後出國留學，輾轉新加坡、美國，其時盛子夏已經離開中國12年，而這位「破碎」的面試官跟他印象中的面試官非常不一樣。「杭州面試結束後，我立馬飛回美國，辭職、賣房、賣車，回國。」 一開始，並不適應。在螞蟻金服的工作節奏和方式與他原本在Discovered Card完全不同。「無論是總監還是普通員工，幹起活來都跟CEO似的。」他形容自己，「每天身體累得跟狗一樣，但心是愉悅的。」 對像盛子夏這樣在美國留學後又留美工作的年輕人來說，中國這塊熟悉的土地，現在已經能夠提供夢想、麵包、無限的可能，全新的速度與高度，以及在美國一年也見不上幾次的家人。「為什麼不回來追逐這個中國夢呢？」 盛子夏無意中趕上了一波洄游潮。這波始於2013年，以互聯網IT精英為主的回國潮開啟於中國移動互聯網及創業井噴初中期，以BATM為代表的互聯網巨頭公司的業務場景以及用戶數量，不僅開始遍布全球，且創下一個又一個世界第一。 1998年，余泉坐上飛往美國的航班，十幾年後，辭掉工作選擇回國的她就引用了王小波的話——「這是我們的選擇，不見得對別人也適用。」 「在美國的時候，我常常在想，等我70、80歲，回憶往昔，（現在過的）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她的答案是否定的。 對余泉來說，促使她回國的不是一條條反覆權衡的理由，也不僅僅是新的工作選擇，而是一個人生的選擇。「高薪、大房、安逸的生活，當選擇回國，我追求的就不是這些了。」 除了「夢想」，似乎沒有更符合邏輯的答案。後來，她進了阿里巴巴。 歸根飄浮他鄉的人 終於落地
余泉(右)說，現在看起來，她回國的目的基本都達到了。（取材自錢江晚報） 阿里巴巴內部有一個叫「大聖歸來」的釘釘群，成員都是海歸，余泉是其中之一，李才偉也是。 20年前，李才偉是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的碩士，當年30人的班級有25人赴美留學，他是其中之一。這個理工科學霸1997年出國，以為自己不會回來了。但從2010年起，當時就職於PayPal的他開始頻頻被中國企業委託的獵頭公司試探跳槽意願。3年後，他終於決定回國。最讓他困擾的不是工作機會的選擇，而是家庭的支持：妻子支持他回國，女兒卻反對。他不得不在杭州暫時獨居，靠電話和視頻聊慰思念。 余泉糾結的時間比較短。「最開始回來的時候也是一個人，想先適應看看，實在不行再回去美國。」結果回國沒兩個月，她就把全家都動員回來了，「實在太想女兒了，跟老公一商量，索性都回來。」 思念並不是唯一的理由。余泉說，女兒在美國出生，雖然是100%中國血統，卻接受美國教育長大。「有一天，她跟我說，媽媽你是中國人，我是美國人。」這件事，在余泉心裡一直過不去。「我想讓她在中國真正生活一段時間，這根兒不能斷掉。」 回國不到半年，女兒的中文已經說得很溜，「現在看起來，我回國的目的基本都達到了，工作是痛並快樂著，端午、中秋、春節等節日都能跟父母家人一起過，女兒也不再拒絕傳統文化。回國，我不後悔。」 多年前，搜狐創始人張朝陽在解釋自己為什麼回國時說：「那時候在國內遇到的任何人，我覺得他們都活得那麼理直氣壯，哪怕他們是在跟人吵架。」沒有在國外生活、工作過的人大概很難理解那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缺憾感。曾經在美國生活了14年的丁國祥這樣形容重新回到祖國的感覺：「很踏實，飄著的人終於落地了。」  創新嘗試新事物中國更大膽 徐貽芳2002年進入西北大學上商學院，2004年畢業後進入Capital One（美國第一資本投資國際集團）。在國外工作11年之後，她選擇回國，現任芝麻信用行業分析總監。 國外工作11年，在一切都在走向穩定的時候，為什麼選擇回國？「因為太穩定了。」徐貽芳說，Capital One在美國東岸，相當於銀行業的西點軍校，跳槽的機會很多。這幾年她的朋友當中跳槽去其他銀行的不少，回國的也多，還有自己創業的。 但有一件事觸動了她。有一家大型銀行想對目前比較傳統的經營方式做一些改變，徐貽芳的團隊就在整個零售渠道和結構上做了一個很大的策略上的調整，項目做好後，他們想雇一個VP級的管理人員，她就去面試了。 就在基本談妥的時候他們說了一句話，「我們沒有那麼激進」，他們的整個戰略和文化上都非常的保守。「這之後我才真正認識到，在美國，Capital One是一家數據驅動走在前面的公司，要去看其他銀行的運作，可能都達不到那個狀態。」 那時候她就開始看有沒有合適的機會，同時也看了一些國內的公司。「後來想，反正也要動了嘛，乾脆動次大的。國內的話，從願意嘗試新事物的態度上來看，尤其是在金融行業，比美國的步伐邁得還更快。」 徐貽芳說，現在也有外國人向她諮詢中國的工作情況，他們也常羨慕她，「因為我現在的工作會有很多獨創性的內容，有得天獨厚的數據資源，我們甚至是在引領一個行業的發展。在美國也好，在歐洲也好，對金融公司所從事的領域限定非常非常的多。」 不是每個人 都能適應回國生活 去了又回，來了又走。這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問題，並不是每一個回國的人都能重新適應已經闊別多年的祖國。 「不能說適應得很好，畢竟國內外生活環境上的差別還是比較大。」徐貽芳的丈夫是法裔加拿大人，「他特別理解不了，為什麼排隊的時候，後面人恨不得貼在你身上，老問我這是為什麼。其實這部分感受我跟他是一樣的，只不過，對我來說，現在工作比較重要，相對的其他細枝末節就不那麼重要了。」 她也承認，如果丈夫完全適應不了國內生活，強烈要求回美國，她將不得不重新考慮未來。 要不要走？過年前，Richard一家曾專門為此開了一場家庭會議。「回國是因為老同學的邀請，就回來了。原本我對回國後的工作強度是有思想準備的，但沒想到會忙成這樣，一天在公司的時間基本超過15個小時，也很難有完整的假期。我有時也在想，為了我一個人，要整個家庭做出犧牲，是不是值得。」 徐貽芳的朋友裡，已經有人重新登上了去美國的航班，亦如當年，不同的是，這一次不知道他們還會不會再回來。「不是他們不愛國，而是久居國外，他們已經很難再適應國內的生活。」（中國新聞組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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