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北地檢署對周泓旭共諜案追加了《國安法》的「發展共諜組織」罪，並趁機大搜索新黨青年軍；最後雖未起訴王炳忠等人，但已成功抹黑新黨。對於檢調執法的妥適性及合法性，外界已有不少討論，但更值得人們省思的是：台灣的人權與自由標準是否在倒退，否則為何政府對統派的打壓可以更無忌憚？ 在大陣仗搜索王炳忠等人的過程中，檢調是以「準罪犯」的態度，對待列為「證人」的新黨成員。試想，新黨若不是一個統派政黨，且正宣稱要到中國大陸設置服務據點，立場與蔡政府明顯相左，它的黨員會得到如此待遇嗎？再說，如果檢調沒有意識到新黨的政治色彩背離當今政府，認為打擊新黨是自己可以「立功」的機會，他們會對一批年輕人貿然下此重手嗎？ 回顧一下歷史，人們可以看到一個清晰的倒退軌跡。1991年5月，調查局發動了一次秘密逮捕行動，包括清大學生廖偉程在內的4人因閱讀史明的台獨書籍並加入其「獨立台灣會」，同遭逮捕。由於調查局是未知會清大即逕入校園抓人，引起輿論譁然，要求政府放人。在各界的持續抗議下，立法院隨後迅速廢除《懲治叛亂條例》及《檢肅匪諜條例》，次年，並通過《刑法》一百條修正案，刪除了「陰謀叛亂罪」。 這次「獨台會事件」，確立了「言論自由免責」的精神。被逮捕的4人因其台獨訴求僅止於言論宣傳層次，未有訴諸暴力之行動，最後全部改判無罪。事實上，也正因為這次事件帶來解禁，大學校園的台灣研究社團盛行一時，才有所謂「天然獨」世代的興起。以迄於今，當初流亡日本的台獨大老史明，則早已成為總統的座上賓。 27年前的獨台會事件，與今天的新黨青年軍事件相比，映現出強烈的對照。當然也有不變的部分，是調查局逮人的威風凜凜絲毫未改，彷彿公權力在手，就能把證人當成嫌犯來辦。變化最大的部分則是，當年參與各種台獨活動極可能被視為「叛亂」或「異端」，而如今獨派已儼然成為顯學；現在，反倒是統派人士或團體因言行稍有不遜，即遭政府敵視或民眾圍剿。在這種情況下，政治實力微不足道如新黨，竟也能成為民進黨政府打壓的對象，這27年豈非大倒退。 當年獨台會事件的意義，是在解放言論自由，主張台獨或宣傳台獨不應任意入罪；同樣的，基於對人權的尊重，也不應濫行搜索或逮捕。今天，儘管台灣社會的統獨氛圍發生了消長變化，但根據同一言論自由及人權準則，執政者不應加給獨派人士的罪名和暴行，同樣不能在統派身上濫用。這點，是任何正確理解民主法治的人都知道的原則，難道民進黨竟會覺得對付統派可以不需要講究人權和法治？ 新黨作為台灣的老牌政黨，必須掌握自己政黨的追求目標，對黨員的言行分際也要有所約束，才能繼續爭取台灣民眾的支持。王炳忠等人如果在財務上糾纏不清，以致損害黨的形象，新黨當然不能裝作若無其事。而在另一方面，檢調如果僅掌握薄弱的訊息，便企圖對這個統派組織進行抹黑，則太過卑劣。例如，僅知新黨青年軍交付周泓旭幾個聯絡人，即汙蔑該黨協助發展共諜組織；僅從周泓旭隨身碟找到幾頁文字，就能說青年軍接受國台辦資助；僅憑一個疏懶的臉書網頁，就指控那是中共喉舌。這些做法，都不會被人民認同或接受。 統派的自由人權，和獨派的自由人權，是不是適用同一標準？這個問題，經過27年前的獨台會事件，已有明確答覆。但或許年代已久，或許時局變化，新的執政者和檢調人員可能認知粗疏，以致近來在政治上屢屢出現「打統不打獨」的雙重標準。今天我們舊事重提，是要向當政者和社會大眾作出提醒。 |
下级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