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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係過去40年來的演變，如從美國的戰略層面看，有五個階段：從1979年建交到1991年蘇聯解體是蜜月期；從1991年蘇解體到2001年中國入世（WTO）是磕碰期；從2001年至2009年小布希總統主政年代是提防期； 2009年歐巴馬總統上台到2017年卸任，是「重返亞太」的遏制期； 2017年川普總統上台後則是加強遏制期。 若從美國的戰術操作層面看，則是4個階段，包括接觸加扶植期、接觸加合作期、合作加遏制期，以及遏制加脫鉤期。兩個層面間的階段長度未必一致，但大體吻合對應。如就當前形勢而言，戰略上美國對中國是加強遏制，戰略操作則是遏制加脫鉤。 有兩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即如何解讀及如何預測？後者是指如何觀察研判2020年後的形勢，會不會從當前的貿易、投資、科技脫鉤，進一步延伸到金融與學術脫鉤？會不會從當前的經貿遏制，進一步延伸到外交、政治乃至軍事上的對抗？在很大程度上，這些問題的答案或可從解讀中找到線索。 解讀中美關係過去40年來的嬗變，第一也是最常見的概念是「修昔底德陷阱」。中國國內生產毛額（GDP）在全球排名，從40年前的第15，30年後（2010年）就躍升到了第二。於是，中美關係掉入了老大老二間矛盾的「修昔底德陷阱」。現實上，歐巴馬上台之後即開始對中國採取「重返亞太」戰略。展望未來，矛盾只會加深而不會減緩，因為中國GDP極可能在十年之後超過美國。 不僅如此，美國現在開始感受到的另一個壓力是所謂的「薩繆爾森陷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森指出，「比較優勢原則」有利於貿易各方，但若一國在原本未必有比較優勢的領域也發展出新的相對優勢，則將對原本擁有比較優勢的國家造成傷害。眼下中國除了在傳統具有相對優勢的領域，也開始在科技及產業發展出中國的比較優勢，例如5G、AI、量子科技、太空、軍事等。對美國而言，這當然是所面對的新挑戰與新威脅。 那又如何理解在日益眾多的科技領域，中國竟展現出令人意外的潛力？這就跟「孔夫子（儒家）陷阱」有關了。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思想蓬勃，各領域的科技與製造獨步當代，且為後世難以企及。但在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之後，思想、學術、科學、工藝全受到拘束，隋唐開科取士後變本加厲；此為工業革命不見於中國，且西方科技工藝終於超越中國的主因。此一禁錮直到1912年帝制結束，以及1919年五四文化大反思之後，才獲得根本解放，其後雖遭文革等政治運動衝擊，但大體上中國已跳出了長達約2000年的「儒家陷阱」。 中美之間及中西之間的世紀較量，從「中國崩潰論」到「中國威脅論」，西方及美國開始默認了超過他們想像的中國挑戰能力。但除了從「修昔底德陷阱」及「薩繆爾森陷阱」，還有必要更深入地探溯源頭，也就是中國為何短短數十年就形成了如此巨大的挑戰能力。答案除了中國跳出曾束縛中國智力的「儒家陷阱」，中國也正在跳出所謂的「華盛頓陷阱」。 1991年蘇聯解體，冷戰結束，西方學術界以「歷史的終結」表達出他們的自豪自信，並以向全球推廣「華盛頓共識」，亦即市場經濟加民營資本主義，再加三權分立、兩黨輪替及普遍選舉的美式民主。事實證明，「華盛頓共識」在許多國家並不成功，甚至在美國也毛病不少。1979年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矯正過去的錯誤，也汲取了西方長處，正在探索一套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也就是市場經濟加混合產權資本主義，再加中央集權地方分權，迄今效果尚佳。 中國在蛻變中，還將蛻變下去，美國及西方面對的挑戰遠遠還未結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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