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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北京的「兩會」總被譏為橡皮印與花瓶，但今年在中國領導人的決心改革之下，「兩會」出現新的面貌。
早在今年2月底「兩會」尚未舉行之前，總理溫家寶便以官方身分親自撰文，就中國的國內國際政治外交政策，訴諸於公眾，透露了有關中國政治改革的重要訊息，這在中共過去的歷史是極為少見的。
其後，中國國家副主席曾慶紅於3月1日在北京香山腳的中央黨校春季開學典禮上講話，對1300名中共黨員說，中共黨員要有敢於發表意見的勇氣，他並特別提到黨內擴大民主辯論的重要性，因為黨內的這種民主制度建設，是提升和激發黨的創造力、確保高效執政和廉潔從政、減少和預防腐敗的關鍵。
中國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在3月3日頭版報導和引述了曾慶紅的有關講話，但卻隱去了上述關於開展民主辯論的一些敏感說法，令人不免對中國民主改革決心起了懷疑，是否時候尚未成熟，走得太快的人有可能像當年的胡耀邦、趙紫陽以及新華社香港分社主任許家屯那樣，最後落得去職、死亡或逃亡國外的下場？
但這次中國的民主改革看來與過去歷次的情況不同。據知中國高層早在兩年多前，就已籌備在各級政權機構增加非中共的黨外人士擔任政府要職。去年已從北京選拔了數十位具博士、碩士學歷的非中共人士，到重慶、浙江和江蘇等地的政府部門和有關機構，擔任局級和處級職務。知情人士認為，中共要以此擴大其執政基礎，提高官員素質，幫助去除腐敗之風。甚至進一步在這次「兩會」之後緊接著在今年10月舉行的中共17大上，實現非中共黨員入閣擔任部長的計畫，使國家社會進一步到達「和諧」的境界。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的上世紀50年代，曾延攬過黨外人士黃炎培、章伯鈞、史良等出任輕工業部長、交通部長和司法部長。但毛澤東倡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後，卻接受不了黨外的批評意見，改口說允許「百家爭鳴」實是「引蛇出洞」、「一網打盡」的「陽謀」，章伯鈞被打成第1號大右派，許多民主人士抓的抓、鬥的鬥、勞改的勞改，從此中國便沒有了民主，只有「一言堂」，誰也不敢冒「偶語棄市」之險，隨便說1句公道話。
這樣的現象當然是不正常的，所以除曾慶紅外，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也在「兩會」舉行之前的2月26日在人民日報發表長文，就中國可能通行的政治體制改革及與普世價值接軌問題，進行了暗示。一般認為，「向世界文明宣示中國道路的社會主義前途，就是與世界文明的匯流」。如此清晰明瞭的說法，在中國領袖過去的言論中是極少見到的。
溫家寶的文章認為，「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僅要講生產力的不發達，還要講社會主義制度的不夠完善和不夠成熟」，因此，要「不斷加深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將不斷豐富和發展社會主義，堅持實踐際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般認為，溫家寶文章的重要意義，就是在「民主政治」和「普世價值」觀念上為中共解套，就像當年鄧小平在「市場經濟」問題上為中共解套一樣。
溫家寶在文章中強調，「科學、民主、法制、自由、人權，並非資本主義所獨有，而是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而且，「社會主義制度與民主政治不是相背離的，高度的民主、完備的治制，恰恰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在要求，是成熟的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標誌」。
事實很明顯，在中國崛起的樂觀形勢下，在實踐的檢驗越檢越明的現在，在極左僵化的元老已多數死亡之後，中國新1代領導人的改革思想才能夠抬頭，否則，溫家寶、曾慶紅說這些話如果不是黨內已有共識，也難保不會遭殃。
早在今年2月底「兩會」尚未舉行之前，總理溫家寶便以官方身分親自撰文，就中國的國內國際政治外交政策，訴諸於公眾，透露了有關中國政治改革的重要訊息，這在中共過去的歷史是極為少見的。
其後，中國國家副主席曾慶紅於3月1日在北京香山腳的中央黨校春季開學典禮上講話，對1300名中共黨員說，中共黨員要有敢於發表意見的勇氣，他並特別提到黨內擴大民主辯論的重要性，因為黨內的這種民主制度建設，是提升和激發黨的創造力、確保高效執政和廉潔從政、減少和預防腐敗的關鍵。
中國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在3月3日頭版報導和引述了曾慶紅的有關講話，但卻隱去了上述關於開展民主辯論的一些敏感說法，令人不免對中國民主改革決心起了懷疑，是否時候尚未成熟，走得太快的人有可能像當年的胡耀邦、趙紫陽以及新華社香港分社主任許家屯那樣，最後落得去職、死亡或逃亡國外的下場？
但這次中國的民主改革看來與過去歷次的情況不同。據知中國高層早在兩年多前，就已籌備在各級政權機構增加非中共的黨外人士擔任政府要職。去年已從北京選拔了數十位具博士、碩士學歷的非中共人士，到重慶、浙江和江蘇等地的政府部門和有關機構，擔任局級和處級職務。知情人士認為，中共要以此擴大其執政基礎，提高官員素質，幫助去除腐敗之風。甚至進一步在這次「兩會」之後緊接著在今年10月舉行的中共17大上，實現非中共黨員入閣擔任部長的計畫，使國家社會進一步到達「和諧」的境界。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的上世紀50年代，曾延攬過黨外人士黃炎培、章伯鈞、史良等出任輕工業部長、交通部長和司法部長。但毛澤東倡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後，卻接受不了黨外的批評意見，改口說允許「百家爭鳴」實是「引蛇出洞」、「一網打盡」的「陽謀」，章伯鈞被打成第1號大右派，許多民主人士抓的抓、鬥的鬥、勞改的勞改，從此中國便沒有了民主，只有「一言堂」，誰也不敢冒「偶語棄市」之險，隨便說1句公道話。
這樣的現象當然是不正常的，所以除曾慶紅外，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也在「兩會」舉行之前的2月26日在人民日報發表長文，就中國可能通行的政治體制改革及與普世價值接軌問題，進行了暗示。一般認為，「向世界文明宣示中國道路的社會主義前途，就是與世界文明的匯流」。如此清晰明瞭的說法，在中國領袖過去的言論中是極少見到的。
溫家寶的文章認為，「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僅要講生產力的不發達，還要講社會主義制度的不夠完善和不夠成熟」，因此，要「不斷加深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將不斷豐富和發展社會主義，堅持實踐際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般認為，溫家寶文章的重要意義，就是在「民主政治」和「普世價值」觀念上為中共解套，就像當年鄧小平在「市場經濟」問題上為中共解套一樣。
溫家寶在文章中強調，「科學、民主、法制、自由、人權，並非資本主義所獨有，而是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而且，「社會主義制度與民主政治不是相背離的，高度的民主、完備的治制，恰恰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在要求，是成熟的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標誌」。
事實很明顯，在中國崛起的樂觀形勢下，在實踐的檢驗越檢越明的現在，在極左僵化的元老已多數死亡之後，中國新1代領導人的改革思想才能夠抬頭，否則，溫家寶、曾慶紅說這些話如果不是黨內已有共識，也難保不會遭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