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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17大已經落下帷幕，政治局常委人選也已經出爐，除了已到年齡屆退的曾慶紅、吳官正、羅幹之外，其餘常委都留任，並擔任原職，海內外矚目的政治新星習近平和李克強從封疆大吏進入權力中樞，而賀國強與周永康接替吳、羅，擔任中紀委和政法委書記，9頭馬車的常委架構跟16大沒有兩樣。而進入政治局的新人，不是京滬等重鎮的第1把手，就是未來的新副總理，5年一度的中共政壇大換位，其實並沒有太多的令人驚喜之處，用1句話概括，維持胡溫體制不變。
海外媒體評論17大，圍繞的主題就是胡錦濤大權在握之際，還剩下多少江澤民陰影，從中委到政治局常委的人事安排，到底多少是江系人馬，多少是胡系人馬。與往常不同的是，輿論不再提所謂的上海幫，而把習近平為代表的「太子黨」歸入江系的範疇，以與胡錦濤的團派系統做出區隔，這樣，也就為未來圍繞習、李兩派的「繼續權鬥」，大做文章事先有了鋪墊。不管中共怎麼營造團結氣氛，海外輿論就是要用兩派的鬥爭模式來套，這樣才有文章可做，才可以把北京黑箱刻板的權力交替描繪得有聲有色。
這種情況，是由中國政治黑箱作業的特徵所決定。不過，人事安排的結果證實海外輿論所言，所謂的「儲君之爭」是媒體炒作而已，胡錦濤沒有指定接班人，他也沒有這個權限指定接班人，習、李進入常委，是年輕化的必要舉措，但他們的排名都在老常委之後，並沒有異軍突起的效果，更何況他們在軍中沒有任何職位，未來誰執掌牛耳，仍將是1個漫長的過程。
透過17大人事安排的表面，可以窺透中共權力思維的框架，那就是中共的集體領導、集體負責的體制已經正式成型，強人政治宣告式微。從16大至今的5年中，海外媒體對於中共黨內鬥爭的報導不計其數，尤其對於跟遠華走私案有牽連的賈慶林，以及主管意識形態的李長春，更有相當多的負面報導和猜測，有的媒體更對主政廣東的政治局委員張德江發起了「驅張運動」，但事實證明，他們非但沒有下台，反而是繼續高升。由此可見，中共在最高決策過程中，早就形成集體拍板、共同負責的模式，不會讓某1個人做替罪羔羊，只要不是涉及年齡、健康，或者重大的貪瀆醜聞，就不會被「中途清洗」。這與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已經截然不同，劉（少奇）鄧（小平）林（彪）在文革中被打倒，胡（耀邦）趙（紫陽）在改革開放時代被罷免，人事變化可謂腥風血雨，哪是今天這樣「和諧」？這種現象的積極意義是維持決策和執政的穩定，在黨內建構起和諧的氣氛，避免你死我活的動盪不安，使權力的交替在安全穩定漸進的過程中實現。不容否認，放眼世界，在威權主義統治的國家當中，中國是第1個摸索出和平穩定進行權力交替的國家。
但是，這種情況的出現，也帶來了相當負面的因素。因為這種集體拍板、共同負責、榮辱與共的權力轉換模式，導致黨內高層的利益訴求高度一致，這就基本杜絕了類似哥巴徹夫、葉爾欽這樣具備強烈個人特質的領袖，帶動整個黨改變的可能性，我們可以大膽地說，未來不管誰上位，習近平也好，李克強也好，絕對不會成為海外所期待的「激進改革者」，而只能在鄧江胡的改革基礎上循序漸進。個人的浪漫主義，必須要服從集體的工具理性。另外，由於習、李初涉江湖，從中央委員跳到常委，其他的明星政治局委員也是如此，因此無論誰接胡錦濤的班，還需要在工作中經受磨練，不可能在短時間裡得到軍委的任職，這就導致另外1種可能性，胡錦濤在5年後的18大中可能繼續擔任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的職位，換句話說，中共集體領導的「超穩定結構」，將決定經濟的持續發展和政治體制改革的緩慢進行，而胡錦濤時代可能要延續很長一段時間。
海外媒體評論17大，圍繞的主題就是胡錦濤大權在握之際，還剩下多少江澤民陰影，從中委到政治局常委的人事安排，到底多少是江系人馬，多少是胡系人馬。與往常不同的是，輿論不再提所謂的上海幫，而把習近平為代表的「太子黨」歸入江系的範疇，以與胡錦濤的團派系統做出區隔，這樣，也就為未來圍繞習、李兩派的「繼續權鬥」，大做文章事先有了鋪墊。不管中共怎麼營造團結氣氛，海外輿論就是要用兩派的鬥爭模式來套，這樣才有文章可做，才可以把北京黑箱刻板的權力交替描繪得有聲有色。
這種情況，是由中國政治黑箱作業的特徵所決定。不過，人事安排的結果證實海外輿論所言，所謂的「儲君之爭」是媒體炒作而已，胡錦濤沒有指定接班人，他也沒有這個權限指定接班人，習、李進入常委，是年輕化的必要舉措，但他們的排名都在老常委之後，並沒有異軍突起的效果，更何況他們在軍中沒有任何職位，未來誰執掌牛耳，仍將是1個漫長的過程。
透過17大人事安排的表面，可以窺透中共權力思維的框架，那就是中共的集體領導、集體負責的體制已經正式成型，強人政治宣告式微。從16大至今的5年中，海外媒體對於中共黨內鬥爭的報導不計其數，尤其對於跟遠華走私案有牽連的賈慶林，以及主管意識形態的李長春，更有相當多的負面報導和猜測，有的媒體更對主政廣東的政治局委員張德江發起了「驅張運動」，但事實證明，他們非但沒有下台，反而是繼續高升。由此可見，中共在最高決策過程中，早就形成集體拍板、共同負責的模式，不會讓某1個人做替罪羔羊，只要不是涉及年齡、健康，或者重大的貪瀆醜聞，就不會被「中途清洗」。這與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已經截然不同，劉（少奇）鄧（小平）林（彪）在文革中被打倒，胡（耀邦）趙（紫陽）在改革開放時代被罷免，人事變化可謂腥風血雨，哪是今天這樣「和諧」？這種現象的積極意義是維持決策和執政的穩定，在黨內建構起和諧的氣氛，避免你死我活的動盪不安，使權力的交替在安全穩定漸進的過程中實現。不容否認，放眼世界，在威權主義統治的國家當中，中國是第1個摸索出和平穩定進行權力交替的國家。
但是，這種情況的出現，也帶來了相當負面的因素。因為這種集體拍板、共同負責、榮辱與共的權力轉換模式，導致黨內高層的利益訴求高度一致，這就基本杜絕了類似哥巴徹夫、葉爾欽這樣具備強烈個人特質的領袖，帶動整個黨改變的可能性，我們可以大膽地說，未來不管誰上位，習近平也好，李克強也好，絕對不會成為海外所期待的「激進改革者」，而只能在鄧江胡的改革基礎上循序漸進。個人的浪漫主義，必須要服從集體的工具理性。另外，由於習、李初涉江湖，從中央委員跳到常委，其他的明星政治局委員也是如此，因此無論誰接胡錦濤的班，還需要在工作中經受磨練，不可能在短時間裡得到軍委的任職，這就導致另外1種可能性，胡錦濤在5年後的18大中可能繼續擔任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的職位，換句話說，中共集體領導的「超穩定結構」，將決定經濟的持續發展和政治體制改革的緩慢進行，而胡錦濤時代可能要延續很長一段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