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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17大之後，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地方人大、政府、政協，將全面換屆。中國這又一大選舉工程，既是對中共17大執政黨人事大調整的呼應，又是對預定3月展開的全國人大、國務院、全國政協換屆的鋪墊。這次地方大換屆，實則似易還難，但難在何處？
中國省級地方政府、人大和政協的換屆，5年1度，本是順理成章之事。這次大換屆，與過去不同的，是首度「集體行動」，中央領導層要求來年開年，各地即陸續展開換屆，基本上要在1月間完成，不再按地方人大政協慣行時間領先錯後，必須在明年3月的全國人大、全國政協會議之前，先行完成省級地方換屆。
雖說被令「集體行動」，但這次換屆被認為不難，首先是因在此之前，先有中共4級地方黨委的換屆，按中共執政的長期慣例，黨先政後，中共地方黨委的層層換屆，已為地方政府、人大和政協的換屆，作出了基本的人事鋪墊。看上去，省級地方政府、人大和政協的換屆，只是順水推舟之舉。
再有1點，就是這次省級地方大換屆之前，有中共17大的召開在先，中共新1屆中央委員會的組成。中共核心領導層和中央委員會的重組，為地方黨政主要領導班子的重組，打造了基本的框架。最近曾有多個省部級主要官員的1輪大調動，既有中共17大領導層重組後例行的職位交接，又有為地方大換屆而來的提前換崗。而對省級地方來說，黨政主要負責人到位，意味著班子基本搭定。
雖有種種準備，層層鋪墊，這次省級地方大換屆，實際上難度不小。這種難度，首先表現在中共內部組織人事規則有變，希望在這次換屆中，「進一步擴大幹部工作中的民主，增強幹部工作的公開性和透明度」。
近年來，中共雖說不斷有人事改革之舉，立下了各種規則，但選舉任用的民主程度仍低，幹部選拔任用的公開性、透明度不足，更不用說接受民眾的監督。這次提出要擴大民主，要有民主推薦、測評、考察等程序，地方能否落實，又落實到何等程度，當然是難事。
再有，這次省級大換屆，中共領導層希望能有人事制度的改革，要有「民主、公開、競爭、擇優」的改革表現，要讓更多的民眾對幹部任用有發言權，既要依法選舉，又要防止民主推薦中以票取人。
這些設想當然很好，但到了地方，理想與現實還是有差距。關鍵問題在於，省級地方的選舉，雖然有選舉法、組織法等可依，但現行的法律規定，仍然是線條極粗，比如說要落實「競爭、擇優」，就不能不按例實行差額選舉，雖說中共新1屆中央委員會，也有8%上下的差額選舉，但到了地方，差額常常變成等額，競爭不在，何來擇優，要想落實民主選舉，難度自然很大。
除了中央領導層對地方換屆的改革構想不易落實之外，這次大換屆要想符合民意的期盼，也有不易之處。近年來，伴隨市場經濟的成型，中國公民社會漸有模樣，市場經濟和公民社會，必然對政制發展提出新的要求，而政制發展首先體現在領導人的身上。
現階段民眾對官員選舉的要求，對官員施政的監督，仍體現在較低的層級，省級主要官員，更是由中央選定，地方民眾只能順受。但一方面民間以風評來監督官員，一方面對換屆的內容提出種種希望。比如現在民間強烈希望主要官員參照中央，實行任期制，不要官員隨意調動，地方政事隨之翻來覆去。又如民眾希望，除要防止壞人跑官買官，除了官員要年輕、要高學歷，還要有能耐。這個能耐不只是樹政績的衝動，還要有解決社會難題、改善民生的本領。足見地方對選人用人，有更高的要求。
中國省級地方政府、人大和政協的換屆，5年1度，本是順理成章之事。這次大換屆，與過去不同的，是首度「集體行動」，中央領導層要求來年開年，各地即陸續展開換屆，基本上要在1月間完成，不再按地方人大政協慣行時間領先錯後，必須在明年3月的全國人大、全國政協會議之前，先行完成省級地方換屆。
雖說被令「集體行動」，但這次換屆被認為不難，首先是因在此之前，先有中共4級地方黨委的換屆，按中共執政的長期慣例，黨先政後，中共地方黨委的層層換屆，已為地方政府、人大和政協的換屆，作出了基本的人事鋪墊。看上去，省級地方政府、人大和政協的換屆，只是順水推舟之舉。
再有1點，就是這次省級地方大換屆之前，有中共17大的召開在先，中共新1屆中央委員會的組成。中共核心領導層和中央委員會的重組，為地方黨政主要領導班子的重組，打造了基本的框架。最近曾有多個省部級主要官員的1輪大調動，既有中共17大領導層重組後例行的職位交接，又有為地方大換屆而來的提前換崗。而對省級地方來說，黨政主要負責人到位，意味著班子基本搭定。
雖有種種準備，層層鋪墊，這次省級地方大換屆，實際上難度不小。這種難度，首先表現在中共內部組織人事規則有變，希望在這次換屆中，「進一步擴大幹部工作中的民主，增強幹部工作的公開性和透明度」。
近年來，中共雖說不斷有人事改革之舉，立下了各種規則，但選舉任用的民主程度仍低，幹部選拔任用的公開性、透明度不足，更不用說接受民眾的監督。這次提出要擴大民主，要有民主推薦、測評、考察等程序，地方能否落實，又落實到何等程度，當然是難事。
再有，這次省級大換屆，中共領導層希望能有人事制度的改革，要有「民主、公開、競爭、擇優」的改革表現，要讓更多的民眾對幹部任用有發言權，既要依法選舉，又要防止民主推薦中以票取人。
這些設想當然很好，但到了地方，理想與現實還是有差距。關鍵問題在於，省級地方的選舉，雖然有選舉法、組織法等可依，但現行的法律規定，仍然是線條極粗，比如說要落實「競爭、擇優」，就不能不按例實行差額選舉，雖說中共新1屆中央委員會，也有8%上下的差額選舉，但到了地方，差額常常變成等額，競爭不在，何來擇優，要想落實民主選舉，難度自然很大。
除了中央領導層對地方換屆的改革構想不易落實之外，這次大換屆要想符合民意的期盼，也有不易之處。近年來，伴隨市場經濟的成型，中國公民社會漸有模樣，市場經濟和公民社會，必然對政制發展提出新的要求，而政制發展首先體現在領導人的身上。
現階段民眾對官員選舉的要求，對官員施政的監督，仍體現在較低的層級，省級主要官員，更是由中央選定，地方民眾只能順受。但一方面民間以風評來監督官員，一方面對換屆的內容提出種種希望。比如現在民間強烈希望主要官員參照中央，實行任期制，不要官員隨意調動，地方政事隨之翻來覆去。又如民眾希望，除要防止壞人跑官買官，除了官員要年輕、要高學歷，還要有能耐。這個能耐不只是樹政績的衝動，還要有解決社會難題、改善民生的本領。足見地方對選人用人，有更高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