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內需新政」的撞擊和變局
2008-11-23 03:41:40 作者：udnbkk51 来源： 浏览次数：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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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金融危機和可能的經濟衰退，中國既面臨外部衝擊，又遭遇內部的挑戰，已不大可能像10年前的亞洲金融風暴般，經濟一枝獨秀。面對危機和壓力，保持經濟穩定和增長，已成重要的理政目標，但更長遠的目標，則是擴大內需。
中共17屆三中全會，決定要把自己的事辦好，而自己的事情首先就是擴大內部消費需求。國務院已陸續推出擴大內需的政策措施，包括兩年投資4兆元人民幣的計畫，圖以之穩定經濟、擴大內需。本月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部署來年經濟和社會發展任務時，將更進一步地將擴大內需的基本方針細化。
中國為何決定擴大內需？較為直觀的解釋，是長期以來，中國經濟靠進出口貿易、投資、消費3駕馬車拉動。由目前國際形勢來看，危機將從金融領域蔓延到實體經濟，除了外來投資勢將全面收縮，中國經濟對外部市場的依賴也將縮減。要想穩定經濟，就只能靠內部投資和消費來拉動。
更進一步的觀察，則是金融危機可能帶來經濟的衰退，中國依靠外資、外貿，高速發展和持續繁榮了30年，現在就算能躲過滅頂之災，因內部需求的基礎薄弱，也可能失去持續發展的動力。於此擴大內需政策坐上頭把交椅，不僅是經濟政策的重大調整，更是經濟體制的重大結構性調整。
擴大內需的口號，並不是今天的中國領導層喊出，短期來說，是喊了10年的口號。至少10年前的亞洲金融風暴後，就有擴大內需的決策。但因收入、住房、醫療、教育以至社會保障體制的短缺，民眾未有響應，又因理政體制的重增長、輕民生，擴大內需一直是束之高閣，未有落到實處。
再追溯上去，擴大內需、注重消費，早在上世紀80年代前期，就由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提出，當時在內部有場論戰，胡耀邦以消費拉動經濟的思路，敗下陣來，「鼓勵高消費」更成為胡耀邦的政治罪狀之一。後來趙紫陽的「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獲採納，就是趙紫陽下台，鄧小平還以南巡掀起擴張外向經濟的熱潮。
不可否認，推動中國經濟高速成長20多年，綜合國力全面提升，引外資、擴外貿的外向型經濟，功不可沒。但輕視消費，漠視內需，既形成了經濟的短板，更助長了體制性弊端。這也令今天實施擴大內需的政策，將遭遇更大的阻力。
目前中國領導人、經濟界也普遍承認，擴大內需是知易行難，但他們看到的難，主要是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醫療、教育體制的改革，需要時間，而只有消除後顧之憂，民眾才敢消費，市場才活躍，內部需求才能展現。
因而這一方面的進展，不用我們分憂。但還必須看到的，是擴大內需將帶來政治撞擊和體制變局之難。首先看政治撞擊，是過去20多年來，中國走外需拉動型之路，從中央到地方，都是講增長，講引資、講出口。中央對經濟、對社會的控制力，地方追求政績和利益的動力，均來自於斯。由之形成了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政治、經濟乃至社會控制體制。一旦改弦易轍，將帶來的政治撞擊，力度可想而知。
外需為主、增長掛帥，不僅是1個經濟發展的模式，也是一種體制的形成。與之相配套的，有經濟體制、社會體制、行政管理體制，還影響到權力分配、政績考核、幹部選拔等在內的政治體制，甚至還波及到中國的外交體制和國際戰略格局。反過來說，當擴大內需成為發展主調，不僅將出現經濟的結構性調整，與之相配合的，還將有經濟、社會、政治體制的一系列改革。
一場重大的危機，既可能帶來經濟的衝擊和社會的損傷，但以中國這種轉型經濟體來說，宏觀政策的重大調整，通常與體制的重大改革相呼應，兩者如有機結合，則會帶來經濟的躍進、社會的前進、政治的進步。在這個層面，中國「內需新政」的登場，在政治撞擊中和體制變革下，會有更深層的歷史意義。
中共17屆三中全會，決定要把自己的事辦好，而自己的事情首先就是擴大內部消費需求。國務院已陸續推出擴大內需的政策措施，包括兩年投資4兆元人民幣的計畫，圖以之穩定經濟、擴大內需。本月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部署來年經濟和社會發展任務時，將更進一步地將擴大內需的基本方針細化。
中國為何決定擴大內需？較為直觀的解釋，是長期以來，中國經濟靠進出口貿易、投資、消費3駕馬車拉動。由目前國際形勢來看，危機將從金融領域蔓延到實體經濟，除了外來投資勢將全面收縮，中國經濟對外部市場的依賴也將縮減。要想穩定經濟，就只能靠內部投資和消費來拉動。
更進一步的觀察，則是金融危機可能帶來經濟的衰退，中國依靠外資、外貿，高速發展和持續繁榮了30年，現在就算能躲過滅頂之災，因內部需求的基礎薄弱，也可能失去持續發展的動力。於此擴大內需政策坐上頭把交椅，不僅是經濟政策的重大調整，更是經濟體制的重大結構性調整。
擴大內需的口號，並不是今天的中國領導層喊出，短期來說，是喊了10年的口號。至少10年前的亞洲金融風暴後，就有擴大內需的決策。但因收入、住房、醫療、教育以至社會保障體制的短缺，民眾未有響應，又因理政體制的重增長、輕民生，擴大內需一直是束之高閣，未有落到實處。
再追溯上去，擴大內需、注重消費，早在上世紀80年代前期，就由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提出，當時在內部有場論戰，胡耀邦以消費拉動經濟的思路，敗下陣來，「鼓勵高消費」更成為胡耀邦的政治罪狀之一。後來趙紫陽的「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獲採納，就是趙紫陽下台，鄧小平還以南巡掀起擴張外向經濟的熱潮。
不可否認，推動中國經濟高速成長20多年，綜合國力全面提升，引外資、擴外貿的外向型經濟，功不可沒。但輕視消費，漠視內需，既形成了經濟的短板，更助長了體制性弊端。這也令今天實施擴大內需的政策，將遭遇更大的阻力。
目前中國領導人、經濟界也普遍承認，擴大內需是知易行難，但他們看到的難，主要是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醫療、教育體制的改革，需要時間，而只有消除後顧之憂，民眾才敢消費，市場才活躍，內部需求才能展現。
因而這一方面的進展，不用我們分憂。但還必須看到的，是擴大內需將帶來政治撞擊和體制變局之難。首先看政治撞擊，是過去20多年來，中國走外需拉動型之路，從中央到地方，都是講增長，講引資、講出口。中央對經濟、對社會的控制力，地方追求政績和利益的動力，均來自於斯。由之形成了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政治、經濟乃至社會控制體制。一旦改弦易轍，將帶來的政治撞擊，力度可想而知。
外需為主、增長掛帥，不僅是1個經濟發展的模式，也是一種體制的形成。與之相配套的，有經濟體制、社會體制、行政管理體制，還影響到權力分配、政績考核、幹部選拔等在內的政治體制，甚至還波及到中國的外交體制和國際戰略格局。反過來說，當擴大內需成為發展主調，不僅將出現經濟的結構性調整，與之相配合的，還將有經濟、社會、政治體制的一系列改革。
一場重大的危機，既可能帶來經濟的衝擊和社會的損傷，但以中國這種轉型經濟體來說，宏觀政策的重大調整，通常與體制的重大改革相呼應，兩者如有機結合，則會帶來經濟的躍進、社會的前進、政治的進步。在這個層面，中國「內需新政」的登場，在政治撞擊中和體制變革下，會有更深層的歷史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