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兩會要討論政改和落實憲法大事

 

海內外有很多種理由證明，從突尼西亞、埃及，到利比亞、巴林、葉門，震撼世界的茉莉花革命的條件，在中國不存在，但是，中國官方無法掉以輕心，用各種方法遏制在中國各大城市的市民聚集，把革命的「導火線」，掐滅在「萌芽」狀態，這就表明，政府仍然清楚知道，中國今天的土壤，仍然有著群眾示威「星火燎原」的基礎。比如，貧富差距的巨大，弱勢群體人數的增加，農民工難找但大學生失業率的上升，而這些社會矛盾的最大引爆點，仍然是貪污腐敗和社會的不公。也因為如此，在去年的財政預算中，政府維穩的支出，超出中國的軍費。

 

因此，中南海在兩會的既定程序中，把本來因為利益集團的阻撓，而難以擺上檯面，更不可能成為立法的許多嚴厲措施，緊急讓它們浮上檯面，這些措施無非就是，加大吏治肅貪的程度，對富人課更多的稅，照顧弱勢群體，提升普通老百姓的收入，解決拖延很久的房價問題等等。當然，這些措施的力度是否夠，是否在短時間裡讓中國避免外部的影響，維持目前的穩定局勢，仍然有待考驗。畢竟，利比亞動盪的長期化，將升高石油危機的險情，給本來就問題嚴重的通貨膨脹，雪上加霜。 

 

其實，兩會的這種情況，最能夠體會的就是富人和貪官們。雖然江澤民時代三個代表的理論出台後，中國紅色資本家的地位大幅上升，以至於人大發言人李肇星無法回答境外媒體記者的提問，謂有很多億萬富翁參加了今年的兩會，但是，中國的富裕階層，明顯感受到政府稅收等政策的改變，對非法經商的查處，已經形成一種趨勢，因此紛紛加快了向海外移民的步伐，尋求綠卡的保護傘，給自己留了後路；至於有問題的貪官，也加快了向海外轉移資產的速度，以至於美國、加拿大的移民城市，湧進了龐大的中國房地產熱錢，把房價拉抬到新高，讓當地主流社會的中產階級，難以承擔達到天價的房屋，叫苦連天。 

 

從某種程度來講，北京高層對北非、中東的茉莉花革命高度警惕，在防範上未雨綢繆，並在兩會尋找「維護穩定」的速效藥，這並非是壞事。看看穆巴拉克、格達費這樣的強人，數十年極權統治，恐怕連這種敏感度都已經消失殆盡，不然他們怎麼會不約而同地想把共和變成自己一姓的家天下？中國當局的緊張，正說明他們對中國危機程度的瞭解，還是有一定的深度，並期待通過「運動式」的快速措施，來緩和矛盾。問題是，這種臨時性的措施，只能治標，不能治本，在短期有效，但長期無效。

 

發展是硬道理固然不錯，鄧小平在「六四」問題上的鐵腕處理，也確實帶來20年的穩定，但是，躲過了蘇東波，現在又遇上了茉莉花，闖過了茉莉花，未來又會面臨什麼呢？

 

可見，如果不從體制上解決問題，不從憲法的落實上排除隱患，中國真的就走不出「政治三峽」，中國的穩定和動亂就變成了算命先生的命題。或許，中國並不完全適合西方式的民主，但是，簡單想一下，為何一波波的革命，就不會影響西方國家，也不會影響亞洲的日本甚至台灣，民主制度顯然有它的「好處」，值得中南海高層，尤其是未來新的核心層三思。北京兩會的應急措施固然重要，但兩會如果放開討論的自由，認真探討體制改革，落實憲法的問題，那對中國的未來，應該更加有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