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民眾暴動與重慶唱紅打黑

 

爭議的焦點，其實集中在一個關鍵點上，那就是面臨新的經濟形勢和社會矛盾，是採取強制收緊，增加政府控制的老傳統，還是採取加深和加大改革開放，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力度，在民主法制的軌道上，把國家引向穩定發展。

 

在中央層面，當然是總理溫家寶代表的改革力量，不斷呼籲掃除封建和文革的遺毒，全面推動政治改革；而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則代表保守勢力，強調中國不能走西方民主化的道路，黨應該控制一切。而在地方層面，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等，代表改革勢力，呼籲在深化改革中，解決產業轉型、貧富差距、地域差距、貪污腐化等問題；而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則強調「唱紅打黑」，用革命傳統的復活，來解決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各類矛盾和社會動盪。汪、薄兩人，其實也代表了十八大人事安排上的路向考量，值得重視。

 

從目前的局面來看，改革派似乎居下風，保守派似乎得心應手，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正當自由開放的大本營廣州出現驚人的暴動之時，薄熙來則在北京高調展示唱紅的成績，黨報也在大肆讚揚重慶楬櫫的社會主義價值體系，唱紅打黑好像是共產黨在新時期的新法寶了。更有趣的是，儘管暴動出現在廣州，但肇事的民工群體，卻都是從四川來的，形成了某種很吊詭的現象。

 

問題是，唱紅歌真的有效嗎？答案顯然是不，原因也很簡單，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50年代的中國，更不是文革時期的中國。今天中國的矛盾焦點，是官商勾結，是分配不公，是貧富差距太大，而最大的既得利益獲得者，是無良的官員和行賄的奸商，而民眾想依賴憲法保障的權利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已經成為不可能。

 

因為如此，整個社會對政府的不信任已經走到一個很危險的地步，對富人來說，他們可以通過移民來獲取保護傘，也準備好退路，對窮人來說，則在上訪無門、宣洩無路的情況下，有人就走上反社會、報復社會的極端道路上去。在過去官兵一致，官民一致的時代，紅歌代表的是集體的心聲，如今要讓老百姓唱紅歌，感謝黨，而黨的幹部們貪污的貪污，弄權的弄權，民眾能服氣嗎？從另外一個邏輯來說，紀念黨慶，大唱紅歌，歌頌黨的豐功偉績，強調反政府是錯的，那麼，人們要問，當年的共產黨為何要搞革命？而當年共產黨強調的民主，強調的聯合政府，今天為何就不能實行？還是溫家寶說的好，如果不政改，已經取得的改革開放的經濟發展成果，也會喪失殆盡。

 

在現代化的社會中，政府控制並非是萬能的，舉例而言，當局將廣州暴動的原因，歸咎於聽信謠言，那麼請問，如果媒體有新聞自由，及時採訪被當局稱為「沒有受傷的孕婦」，那一小撮想鬧事的「壞人」，能挑起民眾的憤怒情緒嗎？試想，如果法制獨立，承擔維護社會公正的角色，那地方政府「惡霸化」、地方員警「黑道化」的局面會出現嗎？由此可見，唱紅打黑只是一個時期的某種治理模式，卻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社會深層次的矛盾，唯有法制和政治體制改革，其中也包括新聞自由，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目前的社會問題。

 

事實上，中國的經濟本來不可能一條直線永遠向上走，因此，在經濟整體下滑，引發社會矛盾總爆發之前，就邁開體制改革的步伐，建立社會穩定的基礎，那就可以將經濟低迷導致的社會問題「軟著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