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錯失轉折良機與中國深陷危機
2011-08-05 09:47:39 作者：udnbkk51 来源： 浏览次数：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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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溫州動車追撞事件，在以政治權力強制封口箝舌下，看似進入不了了之狀態，從急速通車、全面封口、大額賠償到不疼不癢的問責。然而，經歷這樣一個舉國譁然的事件，中共領導層已錯失轉折的良機，中國則將陷入更深重的危機。
首先，溫州動車追撞事件，既是一個偶然突發事故，又是一場必現的矛盾衝突。以高鐵和動車而論，集聚了大量資源的大躍進式的豆腐渣工程，貫串著官商勾結大腐敗的危殆。而前任鐵道部長劉志軍、「高鐵領軍人物」張曙光等一批鐵路貪官被抓後，鐵道部對高鐵動車工程以護短為先，對部內貪腐事件以遮蓋為主。與之同時高鐵動車事故頻發，社會質疑之聲四起。
再有，中國鐵道部是全球獨有的計畫經濟怪胎，也是中國唯一的獨立王國。中共進城後，就賦予其特殊權力，長期實行準軍事化管理體制，不僅政企合一，還擁有公安、檢察院和法院，不要說分支機構不受地方節制，連國務院也難以對其置喙。國務院大部制改革，前部長劉志軍反對併入交通運輸部，主持改革的政治局常委李克強也無奈其何。這樣一個「計畫經濟最後的堡壘」、肆無忌憚的行政機關，早就與市場化發展大勢格格不入，本當成為改革對象，何況大災大難下，居然敢逆全國民意，自把自為。
更有，中國的發展，已經進入所謂「不進則退」的關鍵時刻，也就是中國發展的轉型要由權貴轉向民惠，社會的轉型要顧及人民的尊嚴、政制的轉型要實現真正的民主。但中國目前不僅沒有找到轉型的突破口，反而走向全面的治理潰爛，從食品的不安全到暴力強拆，從紅十字會的假慈善到高鐵動車傲視鮮血與生命，更有地方廣泛的惡性官民衝突，及民族地區騷亂不斷。
面對這種局面，各方都在探討中國轉型的新路徑和轉捩的突破點，有人力主走中國式改革之路，在政改上突破；有人建議學台灣模式，實現和平正義的轉型；也有人主張以公民社會的培育，續走漸進式改革之路。
不論從哪個角度去看，這次溫州動車追撞事件，雖未及百年前「保路運動」，成為全國性風潮，但透過事件，民間覺醒、社會震動，已為轉捩找到突破口。中共領導層面對這樣一場震撼大事件，如在溫家寶撫平民傷基礎上，出重手整治鐵路官僚系統，就算不立即拆分鐵道部，也要馬上定下個鐵路改革時間表，順應民情，對不理乘客生命安全下令急速清理通車的主管副總理張德江、鐵道部長盛光祖等人，仿照鄧小平當年手法，立即予以免職處置。
在果斷處置之下，當局可隨之宣布一系列政改措施，內容只需將胡錦濤「七一講話」具體化，從懲治官場貪腐，到緩和官民矛盾，再到改變發展路徑，以免墜落「中等收入陷阱」。由此為中共十八大消減已呈現的權爭，鋪平政治道路，現任領導層該退的可榮退，該上的可順升，中國由之步入新的發展階段。
這當然只是個願景，錯過轉機後現實是殘酷的，危機由之深重。首先，中國長期以來的社會矛盾，主要表現為貧富差距下的官民矛盾，民方主體是失地農民、失房和失業的城市貧民，及大批進城後面對不平的農民工。這次溫州動車追撞事件，被激起怒火的，不只是為民請命的傳媒，而是從小康到中產再到名流的各段社會群體，信任危機已全面擴大和登峰造極。
其二，在從底層到小康再到中產都與政府站到對立面的情況下，中共輿論控制部門和專政機器不得不全面開動，實行更強力的「維穩」，本來耗費超過軍費的巨資來「維穩」，已難以為繼，就算有全球最多的300萬軍隊加300萬警察，如相對於全國數百萬、千萬民眾的對立，必然左支右絀，支絀力窮下，又必然進一步激化矛盾。
再有，中國社會由之變得極度風高物燥，火一點就著，經過腐敗的大量沉積，經過對民主呼聲的強制管控，如果再來一次高鐵動車慘劇或類似事件，大風險、大危機的爆發機率更大，當局束手無策的可能也更大。
首先，溫州動車追撞事件，既是一個偶然突發事故，又是一場必現的矛盾衝突。以高鐵和動車而論，集聚了大量資源的大躍進式的豆腐渣工程，貫串著官商勾結大腐敗的危殆。而前任鐵道部長劉志軍、「高鐵領軍人物」張曙光等一批鐵路貪官被抓後，鐵道部對高鐵動車工程以護短為先，對部內貪腐事件以遮蓋為主。與之同時高鐵動車事故頻發，社會質疑之聲四起。
再有，中國鐵道部是全球獨有的計畫經濟怪胎，也是中國唯一的獨立王國。中共進城後，就賦予其特殊權力，長期實行準軍事化管理體制，不僅政企合一，還擁有公安、檢察院和法院，不要說分支機構不受地方節制，連國務院也難以對其置喙。國務院大部制改革，前部長劉志軍反對併入交通運輸部，主持改革的政治局常委李克強也無奈其何。這樣一個「計畫經濟最後的堡壘」、肆無忌憚的行政機關，早就與市場化發展大勢格格不入，本當成為改革對象，何況大災大難下，居然敢逆全國民意，自把自為。
更有，中國的發展，已經進入所謂「不進則退」的關鍵時刻，也就是中國發展的轉型要由權貴轉向民惠，社會的轉型要顧及人民的尊嚴、政制的轉型要實現真正的民主。但中國目前不僅沒有找到轉型的突破口，反而走向全面的治理潰爛，從食品的不安全到暴力強拆，從紅十字會的假慈善到高鐵動車傲視鮮血與生命，更有地方廣泛的惡性官民衝突，及民族地區騷亂不斷。
面對這種局面，各方都在探討中國轉型的新路徑和轉捩的突破點，有人力主走中國式改革之路，在政改上突破；有人建議學台灣模式，實現和平正義的轉型；也有人主張以公民社會的培育，續走漸進式改革之路。
不論從哪個角度去看，這次溫州動車追撞事件，雖未及百年前「保路運動」，成為全國性風潮，但透過事件，民間覺醒、社會震動，已為轉捩找到突破口。中共領導層面對這樣一場震撼大事件，如在溫家寶撫平民傷基礎上，出重手整治鐵路官僚系統，就算不立即拆分鐵道部，也要馬上定下個鐵路改革時間表，順應民情，對不理乘客生命安全下令急速清理通車的主管副總理張德江、鐵道部長盛光祖等人，仿照鄧小平當年手法，立即予以免職處置。
在果斷處置之下，當局可隨之宣布一系列政改措施，內容只需將胡錦濤「七一講話」具體化，從懲治官場貪腐，到緩和官民矛盾，再到改變發展路徑，以免墜落「中等收入陷阱」。由此為中共十八大消減已呈現的權爭，鋪平政治道路，現任領導層該退的可榮退，該上的可順升，中國由之步入新的發展階段。
這當然只是個願景，錯過轉機後現實是殘酷的，危機由之深重。首先，中國長期以來的社會矛盾，主要表現為貧富差距下的官民矛盾，民方主體是失地農民、失房和失業的城市貧民，及大批進城後面對不平的農民工。這次溫州動車追撞事件，被激起怒火的，不只是為民請命的傳媒，而是從小康到中產再到名流的各段社會群體，信任危機已全面擴大和登峰造極。
其二，在從底層到小康再到中產都與政府站到對立面的情況下，中共輿論控制部門和專政機器不得不全面開動，實行更強力的「維穩」，本來耗費超過軍費的巨資來「維穩」，已難以為繼，就算有全球最多的300萬軍隊加300萬警察，如相對於全國數百萬、千萬民眾的對立，必然左支右絀，支絀力窮下，又必然進一步激化矛盾。
再有，中國社會由之變得極度風高物燥，火一點就著，經過腐敗的大量沉積，經過對民主呼聲的強制管控，如果再來一次高鐵動車慘劇或類似事件，大風險、大危機的爆發機率更大，當局束手無策的可能也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