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李新體制面臨重建領導權的挑戰

 

這次歷時三個月的北戴河會議，將從8月初一直延續到10月初，除了國慶大典需要暫時移師北京之外，所有的政治巨頭，甚至包括前常委們，都將在北戴河紮營，合縱連橫，各抒己見，不會謙讓，更不會沈默，因為10月下旬，中共將召開權力交替的18大會議，所有重要的人事安排，都將在北戴河徵求在位和退休的所有高層的意見，最後塵埃落定，因此，中共黨內的各個派系，各個山頭，都會全力以赴，為自己的人馬保駕護航。

 

問題是，如今海內外輿論，都對中共最高決策層的決策能力和決策權威感到憂慮。

 

在文革前和文革中，毛澤東一人獨大，以帶領中共打下江山的實力和威望，在黨內擁有絕對的領導權力，一句話，一個批示，就可以將理念化為決策，將決策化為行動，哪怕這個決策可能會掀起萬丈巨浪，翻江倒海。可惜的是，毛的絕對權威，在戰爭年代，是常勝法寶，在和平時期，則往往是砒霜毒藥，不但把中共高層折騰得七零八落，更把中國帶進萬丈深淵，遭受了文革10年的浩劫。

 

到了改革開放時代，鄧小平以在戰爭時代與和平時代初期在黨內軍內累積的聲望為基礎，更以在毛澤東時代三起三落的傳奇經歷，以及抵制毛澤東錯誤路線取得建設成果的實際能力為後盾，在中共黨內贏得了「一言九鼎」的最高實力者地位，以至於能夠經歷種種曲折艱難，把經濟改革推上一個高峰，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當然，與毛的絕對權威相比較，鄧小平的「一言堂」已經大打折扣，需要在人事和政策上與陳雲等黨內大老進行某種程度的妥協。

 

眾所同意，鄧小平之後，中國已經沒有毛鄧這樣的政治強人。本來，集體領導或許可以克服一人獨大的路線以及決策錯誤，但近20年的中共執政歷史證明，常委集體領導體制，雖然避免了總書記和總理因為政治因素遭遇異動和下台的動盪，維持了領導班子的穩定，但弱點則相當清楚，一是政出多門，削弱決策的權威性；二是決策轉彎緩慢搖擺，錯失最佳時期；三是多中心即無中心，權責不清。典型的例子是，溫家寶作為總理，負責的是全國的經濟，但胡溫體制行將落幕之際，人們對溫家寶的評價，不是集中在他的經濟政策上，而是他不用負責的「政治改革宣言」上，這對溫家寶的歷史評價不公平，更對即將接任總理的李克強不公平，因為誰都不知道，他接手的是一個爛攤子，還是一個好攤子，從而也無法實事求是地評價他未來的執政效果。

 

經過江澤民和胡錦濤這第三代和第四代領導核心之後，18大的習近平、李克強體制，將面臨進一步的權威削弱傾向。因為他們上面，有兩個舊核心，還有三朝的老常委，雖然不是「垂簾聽政」，但至少婆婆太多，掣肘不少。當然，最為挑戰的還是常委制，集體領導，多頭政治，難以提升領導權威。這種領導力危機，華裔學者丁學良和新加坡資政李光耀看得很清楚。前者說中國現在是沒有政治強人的威權體制，後者說九個常委就是九個皇帝，再加上省委書記也是小皇帝，各自為政，也就互相消耗掉了。

 

可見，在民主改革沒有完成之前，18大新核心的最大挑戰是，如何重建權責並重的領導核心，提升中共的管治能力。這不是要呼喚鄧小平那樣的政治強人，而是要讓中共的領袖，在權為民所賦的認知上，承擔起執政的責任，面對歷史的評價。當然，隨著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尤其是重視人權環保的市民社會發展和金融自由化的發展，帶有封建色彩的威權體制，最終還是會被中國特色的民主機制替代。而在這個過渡時期，中共作為執政黨，就要有效執政，讓改革在有序化的歷史進程中發展，而不是坐由社會在無序的混亂中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