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難逾越的大山 想變卻難變的蒼涼

 

這股民怨的矛頭，清楚地指向北京和港府。以北京來說，最近的導火線是國務院發表的「一國兩制白皮書」。白皮書強調中國對香港的全面控制，港人治港的權力不是自有的，而是北京所給予的；北京給多少，香港就有多少，不給就沒有，香港現在有的，北京也可收回。換言之，「兩制」要由「一國」去決定，港人的治港權也由一國決定。對香港人來說，白皮書完全推翻了一國兩制原意；特區17年，香港一直以一國兩制作為生存和發展的支柱，現在兩制的隔離被推翻，香港獨立生存和發展的空間被抹殺，憂慮恐懼和憤懣由此而生。 

 

港府無能，一味聽命於北京，不顧民意，是民怨的另一大源頭。以政改來說，梁振英政府聽命於北京，北京說公民提名非法，梁振英政府就跟著說公民提名違法；北京說香港法官要愛港愛國，梁振英政府也跟著說，法官要愛港愛國。既然一切已有規定，又何必要徵詢民意？ 

 

「佔中公投」的民意清楚顯示，八成港人(真普聯方案得票42%、學聯方案38%)都支持公民有提名權。但在清晰而強大的民意下，北京會改弦易轍、改為接受公民提名嗎？看來不可能。為了控制香港，北京不可能不控制選舉，而開放提名權則會導致選舉失控。舉例說，如果2017年特首選舉開放公民提名，受到港人普遍歡迎的大律師余若薇和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等，就會輕易獲得公民提名，並可能在普選中當選特首。這種情況當然不是北京所願見到。 

 

早在今年3月的中國全國人大會議中，張德江已說過，香港特首選舉必須「三符合」：符合基本法規定、參選人必須愛港愛國、不能照抄英美選舉。現在再發表白皮書，只是進一步將香港的選舉要按照「中國特色」辦，亦即：特首參選人只能由北京控制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先選出三、四個「梁振英」作候選人，然後再交給香港人「普選」。 

 

既然北京必然強硬到底，值得一問的是：為什麼北京會如此強硬，到底背後有什麼根據？只要為這個問題找到答案，就可明白香港人希望改變卻不能改變的蒼涼。 

 

其中一項根據是1989年天安門民運後的中國發展政策。八九民運後，鄧小平制訂了經濟放寬和政治收緊的基本方針，一方面全力發展出口型經濟，將中國變成世界工廠，希望藉經濟發展，保持社會穩定，不致發生動亂；另一方面則在政治上極力收緊，打擊異見思想，封殺任何民運跡象，以維持一黨專政，緊抓權力。這種經濟放寬和政治收緊的政策，不但一直在中國沿用至今，也成為北京對港政策的方針，所以香港特區17年，北京對香港的政治控制逐步加緊，特首已由「疑似黨員」的梁振英擔任，立法會已被親北京人士所控制，協助特首治港的行政會不是左派、就是親中人士，50年不變並不是事實，事實是香港已大變。 

 

另一根據是鄧小平的現代化觀念。鄧小平現代化觀念中，經濟發展壓倒一切，可說是一味追求GDP增長；現代化對他就等於他復出後在日本看到的自動化生產線和子彈火車，所以在鄧小平設計下，中國的現代化只有經濟發展，沒有其他。譬如，沒有政治發展，在人的發展中，只有經濟生活的追求，沒有精神、道德、人權的追求。所以中國經濟崛起了，但舉國上下黨官卻無不貪污腐敗，嚴重到可亡黨亡國。 

 

只有經濟沒有其他的發展政策，是一個巨大迷失。這種迷失有如一座壓在所有中國人頭上的大山，難以逾越。現在，北京卻偏偏要將這座大山強加在香港人頭上。為什麼香港人不可以有精神、道德、和人權的追求？一個連提名權都沒有的人，又怎能算得上是個人權完整的現代公民？香港人感到大山的壓力，希望以投票和遊行爭取改變，但大山難以逾越，明白這一點，才能體會香港人希望改變，卻不能改變的蒼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