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公務員大幅加薪 能帶來清廉？

 

   中國公務員上次調薪是12年前，今年加薪幅度雖不小，然而如計入12年來通貨膨脹因素，幅度並不算高。中國公務員總人數一直是個謎，據財政部2012年出版的資料，當年中國政府財政供養人口超過6000萬，相當於1636年明朝建立時的全國總人口數，也接近目前泰國總人口。這些人有多少比例算公務員，官方和民間說法有天壤之別。

 

   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厲行反腐倡廉，揭露公務員腐敗問題外界怵目驚心。公眾質疑目光下，一些年富力強公務員告別體制，拋掉「鐵飯碗」，進入工商領域；繼續留在體制內的公務員則抱著「多做多錯，少做少錯」心態消極觀望，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只要中共紀委不找上就阿彌陀佛。

 

   由於「學而優則仕」傳統，中國公務員隊伍不乏智商高、學養豐富的精英。他們選擇進入體制成公務員，無非看中加官晉爵、飛黃騰達的遠大前程。對權力膜拜和對特權迷戀，也使一些人能抵擋商海打拚和學界揚名的誘惑，忍受公務員低薪，因為手中的權力，很容易讓自己獲得遠比商海和學界高得多的「報償」。在數十萬公務員在反腐運動中前「腐」後繼，紛紛落馬後，一些分析把公務員貪腐，歸咎於薪水太低，無法養家，「高薪養廉」主張再次被提出。主張仿效新加坡公務員高薪制，官員收入如大幅增加，行事會更謹慎，不敢以身試法。

 

   然而，這種看法只窺見豹斑，未見全豹。中國歷史上兩次「高薪養廉」嘗試，都不成功，堪作前車之鑑。一次是宋太祖改變低俸祿制，發布「省官益俸詔」，實施「厚俸養廉」，結果政府財政負擔增加，官員貪腐依舊。另一次是清代雍正元年實行「養廉銀」制度，想藉高薪培養和鼓勵官員廉潔習性，避免貪汙，官員獲得的「養廉銀」是基本工資的10至100倍，但事與願違，清朝地方貪腐情況仍為史上之最。

 

   中國的「高薪養廉」論者常以新加坡制度作為典範，實際也是一種誤讀。目前中國最高公職如國家主席習近平、總理李克強的基本工資，即使調薪後每年也只有2萬2000多美元，不到新加坡總理年薪205萬美元的90分之一。正如新加坡政府強調，新加坡公務員高薪制，並非為養廉，而是為吸引優秀醫師、律師、會計師、大學教授、企業家、銀行家等德才優秀人才「棄職從政」。

 

   而新加坡年薪100萬星元(合75萬美元)以上公務員只有約30人，多數公務員年薪不到10萬星元(合7萬7000美元)。年薪是政府給他們的全部收入，部長、總理都沒有專職司機和汽車，上班開自己的車，有大型公務活動才由政府派車。這與中國高官日常吃喝和交通，費用全數由政府支付有很大不同。新加坡早在1994年實施頂級公務員高薪制前，就實施「預防腐敗法」，解決公務員廉潔問題，嚴正的執法和刑罰也讓他們「不敢貪，不敢腐」，形成良性循環的文化。

 

   中國公務員加薪天經地義，至少拉近與民間待遇差距，但如認為調薪六成就能杜絕官場貪腐，也太過天真。杜絕官場腐敗，首先須鏟除產生腐敗的土壤。中國的棘手問題是貪腐之風不只存在於官場，而是瀰漫整個社會，連上幼稚園都得行賄、送禮、走後門；人們對各行各業的「灰色收入」不以為恥，反習以為常，不是只整治公務員隊伍就能解決，而須改造文化。其次，解決腐敗問題，須建立對權力的監督機制，不能單純依賴執政者自我監督，而應包括陽光法案和輿論監督。官方續壓制社會輿論對腐敗的監督，反腐必難達到預期效果。最後，依法治國不應只是口號，而應成自覺的社會肌體力量，但顯然，中國還缺乏這類生態和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