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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陳宛茜、何定照／綜合報導】中研院院士余英時辭世，享耆壽91歲。余英時年輕時認為「只有中國本土才能安身立命」，64事件之後卻堅持反共，立志不再踏入中國大陸一步，還多次表示共產黨政權必定垮台。他曾在接受泰國世界日報專訪時告訴記者，為什麼非要到某一塊土地才叫中國？「我到哪裡，哪裡就是中國。」 余英時以「歷史與思想」一書奠定史學大師地位，該著作被視為台灣最暢銷學術著作。80年代他寫的「士與中國文化」，對剛打開改革大門的大陸影響深遠。 3年前余英時出版費時12年完成的「余英時回憶錄」，也是他最後一本著作，記述他個人在大時代的學思歷程。他在書中以一章「共產主義與抗日戰爭」，剖析自己認識共產主義的過程。童年時期，余英時家鄉安徽潛山發生「新四軍」（共軍）屠殺300鄉民的「215事件」。14歲時，余英時又親眼目睹族兄遭新四軍殺害的屍體，在心中埋下恐懼的陰影。 「我一開始便認定，『自由』是現代社會和個人所不能或缺的中心價值。」余英時18歲時來到北京，開始接觸共產主義，卻發現跟他所嚮往的「自由」價值有所牴觸、無法接受。 1949年兩岸分裂，余英時插班考上燕京大學，在同儕壓力下，一度同意申請加入共產青年團「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他在書中稱自己當時感染了一種宗教式的狂熱情緒與「左傾幼稚病」，當時有位安徽同鄉來訪，告訴他家鄉遭共產黨殺人逼錢的慘況，但左傾幼稚病和狂熱症卻「同時發作」，竟以共黨宣傳八股聲色俱厲駁斥。寫書時已近9旬的余英時說，此事經歷已60年，他每思及仍覺無地自容。日後也因此較能深刻理解文革時的紅衛兵現象。 余英時在燕京大學時曾趁寒假赴香港探望父母。父親希望他留在香港就讀史學大師錢穆創辦的新亞書院，但余英時「一心一意以為只有中國本土才是我安身立命的所在」，一個意外改變他的命運。 余英時搭上返回北京的火車，但車子在一個叫石龍的小站故障。就在等車這幾個小時，余英時突然改變心意，決定返回香港。他成為新亞書院第1位畢業生，人生也從此轉向。 他在香港期間，先後參與「自由陣線」、「中國學生周報」等第3勢力刊物的編輯工作。他說，這一時期的香港為中國自由派知識人提供一次前所未有的經驗，「使他們可以無所顧忌地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 余英時在書中也提到後來他受國民政府阻撓，差點去不了美國，原來當時在台的國民政府和美國有1項協定，凡港、澳人士赴美，一定要用中華民國護照，當時在港的余英時提出申請竟備受阻撓，原因是台灣派去的特務不經查證，就說他去美國必發表對台灣不利的政治言論，最後透過駐港代表的協助及保證，才以「無國籍」身分赴美，就此展開他「訪問學人」、「究天人之際」的時代。 1978年，余英時以「美國研究訪華代表團團長」的身分，再度踏上中國土地。這趟返鄉之旅卻徹底摧毀了他記憶中的中國，「中國比之任何一個外國，給我的感覺都更像是外國。」64之後，他更決意不再踏足中國。 做為一個歷史學家，余英時卻擁有遠超出學術象牙塔之外的影響力。有人請他自剖作品的魅力所在，他說：「因為我說了人們不敢說的話。」「我不說神話，也不說鬼話，我只說最普通的人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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